导读
中小银行天然具有脆弱性。其中，农商银行属于“老企业、新银行”，贷款遗留问题较多，成因复杂，牵扯面广，更决定了其贷款的高风险性和不良贷款清降工作的反复性与艰巨性。特别是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良贷款是发展之碍、经营之累”成为行业共识。如何加快化解存量不良，有效防控新增不良，实现轻装上阵？这成为农商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作者丨中华合作时报记者王雪冰
“我们这里的大多数行业受疫情影响都比较大，虽然复工复产节奏加快，但是中小微企业的经营信用贷款，还款压力还是不小，相应地，我们未来的不良贷款管理、贷款收息等难度一定会增大。”中部地区一家农商银行负责人如是说。
多家中小银行资产总额达77万亿元，约占到我国整个银行体系的1/4。长期以来，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由于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有限，加之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中小银行天然具有脆弱性。
其中，农商银行属于“老企业、新银行”，贷款遗留问题较多，成因复杂，牵扯面广，更决定了其贷款的高风险性和不良贷款清降工作的反复性与艰巨性。特别是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良贷款是发展之碍、经营之累”成为行业共识。如何加快化解存量不良，有效防控新增不良，实现轻装上阵？这成为农商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篇行业报告将从“底层突破、顶层设计、清淤疏浚、趋势展望”等方面分析这个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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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突破找准“病因”
年，国内银行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宏观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实体经济处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阵痛期，无形中加大了银行信用风险。不良贷款认定口径趋严，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银行处理问题资产的压力增大，资产减值损失大幅上升，诸多因素影响银行利润实现。
首先，包括农商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由于“个头小”、资产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不良风险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方面，不良贷款前清后溢，反弹压力较大，余额呈总体上升趋势，且不良贷款清收、处置时间较长，短期内要大幅下降不良贷款较为困难；另一方面，信贷业务缺乏风险控制管理，受信贷对象和公司治理能力影响，中小银行特别是基层网点对信贷业务中的许多环节缺乏有效风险控制，增大了中小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
其次，这些不良贷款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资产规模在亿元以上、不良率控制在2%以下的农商银行大多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而一些体量小、资产质量不佳、不良率高企的农信机构则大多分布在华北、西北、西南等地。
而年，不良贷款分布的行业更是体现出受疫情影响的特点：住宿、餐饮、制造、外贸、批发零售以及房地产、农林牧渔等位居前列。
分析来看，对中小银行来说，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另外还有经营区域集中、客户结构单一、风险管理水平落后等因素。更为不利的是，中小银行受*策、自身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和措施单一，贷款清收难度大，背负着高企的不良谋发展，可以说是负重前行、步履艰难。
此外，除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叠加影响之外，多地中小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反弹、不降反增的原因至少还有以下几点：
01
由于高管人员受指使或者自身原因，违规违法开展业务。
根据真实案例来看，一些中小银行由于历史原因、*策影响、人员素质等因素，存在高管人员违规违法开展业务的情况，甚至有银行高管威胁信贷人员违规放贷，扬言：“整个银行都是我的，不能办就走人。”还有地方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后，由于各方矛盾难以调和，高管人员发生内斗、滥权妄为。
02
行业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未及时纠偏，导致机构风险积聚。
有的地区信用环境较差，行*化参与和金融机构利益纠葛过多，凝聚风险阶段行业管理和监管部门未及时纠偏，对不良贷款形成和发展造成影响，导致机构不良风险积累。监管部门一定程度上的及时干预和纠偏对于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巨大。年某股份制银行原董事长被查，牵出该行窝案，直接导致不良飙升，给该行造成极大损失。监管部门及时出手裁撤高管，依法清退违法股权，让该行从一家问题银行逐渐恢复良好发展。
03
当地经济环境或行业环境极速变化，导致客户违约率提升。
一个地方的经济和行业环境是当地中小银行运行的基础。区域经济环境发达的地区，企业盈利能力更强，实力相对雄厚，还款意愿和偿债能力都较强，地方中小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也就更小；区域经济环境差，甚至行业环境恶化的情况，最终损害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地方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还款能力减弱，形成不良贷款。
04
地方*府强行提出超出自身还款能力的融资需求。
地方*府行*干预对地方中小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地方中小银行成立和增资扩股、剥离不良贷款等重大事项中，一些地方*府强势主导着股东遴选、股东结构及股权比例、股权规范管理、财*注资等关键环节，千方百计地增加其在地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府要求地方中小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府和银行在目标方向上差异明显，使得中小银行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同时也影响了不良贷款率。
具体而言，一些地方*府官员受到晋升考核动机驱使，会通过控制和剥夺地方金融资源的方式，干涉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选择权，以行*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中小银行为*绩工程提供资金来源，导致其贷款业务的粗放式发展，出现严重的贷款关联和集中现象。
05
股东通过优势地位或私下串通，与金融机构违规开展关联交易。
大股东的话语权过大时，极有可能利用自己对地方中小银行的绝对控制，损害中小股东权益，通过优势地位私下串通，与其他金融机构或企业违规开展关联交易。例如，个别大股东从切身利益出发，强势主导银行信贷投向，将信贷资源偏向于关联企业，造成地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集中度上升，不良率上升。正如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的:“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利益诉求不当，通过股权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个别股东甚至违规大肆套取银行资金，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小银行被掩盖的不良可能远远大于目前已经暴露的，而经济环境的恢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是否能够逐步解决不良，将会是能否在今后获得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否则不良贷款永远是拖累发展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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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高层声音
中小银行相较于大银行客户基础薄弱，资金来源、资本金补充等方面不占优势，加上疫情冲击，导致盈利能力下降，资本消耗加快，资产质量变差。
截至年三季度末，我国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仅为12.11%，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4.41%，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为4.17%，在6大类银行业机构中不良率最高，拨备覆盖率为.62%，在6类机构中排名垫底。
早在年6月份，监管层已经明显